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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群|历史在我眼前走过:我与交大哲学系

历史在我眼前走过——我与交大哲学系

我们这代人是建国以来经历最为丰富的一代,也是经历最为艰辛的一代,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理解相对较深的一代。

文革后期,随着老一辈领袖的相继辞世,中国社会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变革前夜,此后,历史选择了时代强人,在老一辈革命家以非凡智慧和勇气结束王张江姚的极左路线之后,邓小平再度出山并获得了人民的拥戴和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建国以来的新的历史进程,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各个领域进行了艰苦的回归历史正道,拨乱反正的壮举,改革开放引领中国走向复兴之路。在百废待举的历史决策过程中,教育领域施行的最重大的决策之一是:恢复高考制度,结束大学推荐制度。这是对教育领域所犯历史错误的纠正和回归人类文明大道的历史决策。革命的任务结束了,历史的荒谬与带给人们的烙印却永远挥之不去,成为每一个亲历过或目睹过文革的人深刻的甚至永恒的记忆。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我与十年文革积压在一起的数千万年青人参加高考并顺利的成为其中的一员。作为七七级的学生,我们经过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真理大讨论,经历了哲学,史学,文学界展开的人道主义的理论讨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等许多的形形色色的学潮与学运,同时我们也经过了西方思想传播于中国高校的中西文化论战等思想的冲击与洗礼。我们这一代人如海绵般的吸收知识,图书馆和宿舍的长明灯记录了我们学习的日日夜夜,经过严格的恢复性学习和专业训练,我们这些赶上历史机遇的弄潮儿终于走出校门,走向社会,走向世界。

我和焦垣生老师作为同班同学于一九八二年被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学,焦老师后选择了当时的语文教研室,而我换岗未遂留在了哲学,开启了三十年从教工作的第一页。

转眼三十余年过去,世事巨变,沧海桑田,中国当代历史翻过了虽然短暂却无比辉煌的一页,我们这些当年风华正茂的年青人,如今也霜染两鬓,即将退休,回顾在交大的风雨三十年,我们参与并目睹了人文学科的曲折发展历程,经历了中国教育数次改革的历程,我们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奉献给了中国教育事业,奉献给了第二母校—西安交通大学,焦兄已经功成身退,而我也即将成为在新庆公园打太极队伍中的一员,回首过去,令人扼腕唏嘘,两眼模糊。

初到交大,我被分配在马列部哲学教研室当助教,当时的室主任马鼎章老师与我进行了简单的交谈,介绍了教研室的基本情况,所承担的课程,人员和师资队伍,其时的人员组成是:马鼎章,笪振斌,张继坤,宋雅莼,卢烈英、王琪,陈道真,江之源;孙玉成,刘永富,李建群;继后七八级毕业又有补充人员,如来自人大的浦永春,永春年轻,充满朝气与活力。其时王宏波老师也成为哲学教研室的一员,宏波的顽强执着刻苦做学问的态度及其显露出的行政能力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留校的浦永春、张延东,刘英,吕晓宁,再后张如良,张帆,韩鹏杰,宋永平,王丽达等相继来到哲学系。

我们这些年青人初来乍到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那时百废待举,校园面貌陈旧,布局杂乱,条件还是相当简陋与不足,我们七七及随后的七八级被安排在教学区东边27、28宿,旁边是一个足球场和杂物保仓库,足球场留下了我们的汗水和笑声。再往东边,现在主楼坐落的地方是一个露天体育场,其南边的高坡当年开满了各类小吃店,每到开饭时间人声鼎沸,尘土飞扬,好不热闹,而现在已是绿树成荫的浪漫去处,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58元五角,基本可以养活自己,只是凑合着过而已。应该说,那是我们快乐的单身的日子,二人一间宿舍,社科部的年青人来自国内许多著名高校,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等,我们从助教开始,进入了自己的专业教学生涯,开始了讲台生涯。那时改革大潮尚未真正波及到西部,工业化大幕刚刚开启。西安依然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建筑大多古色古香,只是略显残旧。一座古城,一圈城墙,城外片片村落,古墓散落于远近田畴之中,让人时时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冲刷与润泽。

新的时代,百废待举,人们在努力追回逝去的时间,教师学生们都十分努力,许多年愈四十的人才开始真正开始以学为本,研究和学习蔚然成风。

当时的哲学教研室主要承担全校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教学,其时的课程体系是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单独为一教研室,归学校党委直接领导。大约在86或87年左右思想政治教研室并入马列部,任汝芬,卢烈英等老师也随之进入到哲学教研室。80年代初,文革结束,政治机器并未随刹车而停止,我们虽然并未参与学校的文革,但文化革命形成的派别的痕迹我们仍然能够从一些会议的发言中感受到。

从政治上说,这个时期是拨乱反正的时期,思想理论战线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深入的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诸如:实践,真理,绝对真理及其后的实践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定义与内涵的讨论,另外一个理论主题是“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对于哲学工作者而言,人道主义作为西方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是我们所熟知的,但这个时期提出这个命题一是要批判文革中那些非人道的甚至非法的做法,同时为新的以注重人的存在,人的发展,人的尊严,人的创造性的新文化提供理论前提和思想准备。众所周知,轰轰烈烈的关于人道主义的理论讨论在胡乔木发表于光明日报的“论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檄文所终结。1985年,社科部改为社科系,已经开始筹办了“应用文科”,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师资班,马克思主义专修班,在交大的几十年里,我是唯一做过应用文科一班班主任,后来交大学报的资深编辑冯蓉,资产处张书红,书院郭小平等均是这个班的学生。此时的社会改革进入新的阶段。这个时期哲学教学开始面对许多问题,比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评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如何看待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等,当时的哲学教学反映着时代变迁的思想轨迹。

在哲学教研室的那些年代,我们感觉到在老一辈教师的共同培育下所形成的文化特质,这种文化特质可以概括为:友善共处,互相尊重,宽容大度,坚持真理,朴实率真,吐故纳新。哲学与智慧有关,包括认知的智慧,相处的智慧,探求真理的智慧,这些智慧的方法论核心就是辩证法,既对人,也对已,当把自己放在了认识客体的地位上,就能清醒的“认识你自己”,这是哲学的精神,而在德行的层面,有了这种哲学精神,势必正人先正已,才可能有表率引领作用。哲学系的前辈如马鼎章,宋雅莼、笪振斌,陈道真,孙玉成,张继坤等为年青教师作出了表率,他们的治学精神,宽厚、宽容与真诚待人的胸襟,对于历史与现实认知的敏锐与智慧,的确使来自不同地方的年青人感到温暖。

哲学教研室是个经常有讨论与争执的学术场所,是一个思想者的温暖之家,这里没有了传统文人的酸腐气,因为他们是那个忘我而充满理想主义时代的人。我曾经目睹了老一辈教师为了一个理论问题争论的面红耳赤,然而下来他们仍然是非常好的同事与朋友。当时马鼎章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至今不能忘记:同事要成为朋友,要建立学术友谊,家庭之间要建立友谊,同事之间才能融洽。我发现他们老教师之间的确建立了非常深厚的个人友谊,互相帮助,互相照应。后来慢慢体会到,这是形成知识分子之间良好人际关系的一部分,也是教研室同事之间和谐文化的一部分。可惜,现在大家都围绕着自我,已没有了那种温馨和关爱之情,现在看来,这应是所谓团队精神的一部分,它类似于宗教的团契精神,让每个人觉得存在着积极的,有意义的社会性和文化滋润,它是美好的人性中公共的那一部分。

教研室虽然从事大面积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但也比较关注学科与学术的生长。当时几门政治课程的设置已经无法满足学生对人文学科的需要,而从事社科类课程教学的教师也不满足整个社科学科被压缩或表达为几门政治理论课。一九八四年,社科部获批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二级硕士点,大约1986年由宋雅莼老师牵头建立了法学硕士点,主要方向是知识产权法。此外在笪振斌等努力下在社科系恢复建立了审计、会计专业,后两个专业在随后管理系的充实和调整中整建制的转到了管理学院,一批社科系的老师也进入管理学系,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的基础性,母体的孵化作用开始发挥。在这个时期,许多学科等待着建立与恢复,社科在交大逐渐摆脱了单纯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开始朝建立比较完备的人文科学群的方向发展。

一九八六年前后,中国的改革已经拉开帷幕并开始进入了一个计划经济部分失效而市场经济尚处在实验过程的时期。

改革和开放,为中国打开了世界之窗,我们经常讲的世界观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是我们在经典著作中读到的那样吗?这种文化与思想的开放使思想界最先触及到融入世界所感受到的新奇、多彩、不安,甚至恍惚,那个时候西方思想的引进,特别是汉译名著的介绍,一大批西方著名的典籍开始影响中国,影响年青人特别是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言必称萨特,尼采,似乎不知道几个西方思想家便很落伍与保守。大学开始向西方的学校那样举办各种讲座,报告。这些学术报告或介绍西方学术思想,或批判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或讨论西方何以走向现代化。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文化繁荣的时代,怀疑与否定的时代,声讨和清理的时代。

经济上开始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界虽然还在讨论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但中国的现实经济生活却在发生着知识分子想象不到的变化。双轨制,倒爷,下海,官倒等新词汇和新事物让人们从政治一下转向经济,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无数中国人觉醒过来,中国人一夜之间改变了对商人商业的看法,发财致富的观念,为金钱正名的观念成为主流意识,商品信息不但在商人之间交流与传递,而且每个人都试图染指,似乎这些信息会为自己带来巨大的财富。全民性的从商,下海之风蔚然成风,一些人成为万元户所带来的令人鼓舞的致富榜样使人们激动,冲动。许多知识分子放弃了教学工作和教职,冲向中国改革开放的沿边,沿海城市。曾经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从商,下海,金钱潮所荡涤,神圣性的东西开始从殿堂中被解构,这个时代可以用尼采的“偶像的黄昏”来形容。后来贾平凹的小说“废都”诠释了那个时代的浮躁不安,急功近利,灵魂颠覆,精神坍塌和人和人的新关系即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几十年来建构起来的“同志”关系的温情面纱荡然无存。传统的精神家园受到了洗礼,曾经妖魔化的那些东西一夜之间成为香馞馞。时代的精神,英雄,榜样都面对质疑。这个时代前所未有,闻所未闻。每个人必须重新塑造自己,或接受现实,或沉缅于过去。

中国于一九八七,八八年已经感受到了社会正在酝酿着某些可能的社会变革,物价开始明显的上涨,社会心理发生巨大变化,某些关于未来的政治目标开始由一元变为多元。下岗,失业这些从来未曾听说的事情开始成为常态,社会主体结构开始发生明确的可以经验的分化。此时流传的各种关于官员及其子女通过权力致富的社会传闻深度刺激着社会的神经,一九八七年由于市场经济建立之初的监管松弛,上海爆发了食品卫生事件即食用海鲜引发的重大卫生安全事件加剧了社会的不安。一九八九年初,社会进程中的重大事件终于发生,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所选择的道路及其历史进程,也为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可能变数埋下了伏笔。与中国的变革同步,世界也在变化,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正在酝酿着惊天巨变。一九八九年苏联解体,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终结,这场发生在苏联的变革深刻影响着中国,影响着曾经成为这种制度安排的理论的命运。

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给予的触动更为巨大。我们开始感到这个社会的理论取向正在发生微妙而明确的变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开始逐步深化,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关于改革和开放的道路等理论在小平南巡讲话中得到了明确,新的道路和新的生活的憧憬,为我们提供了精神动力,那些年,我们给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唯物论,辩证法,同时也开始关于自然科学理论变革的探索和学习,所谓老三论,新三论成为哲学工作者关注的话题,变革的时代不断有那样多的新理论,新观点,应该说,那个时代是世界观重塑的时代,社会发生的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冲击着我们那些脆弱的神经,震撼着人们的那些天真烂漫的价值判断和对世界曾经的美好认知,迷茫与失落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中国正在进入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之中。

九十年代的初期几年,人文学科开始有比较大的发展,同时也到了换代的时期。

哲学的老教师逐步开始退休,刘永富成为哲学主任,李建群为副主任,王宏波担任社科系副主任。吕晓宁,张帆,张如良、韩鹏杰,宋永平,以及王小红,宋建立、李光丽等年青教师成为哲学、社会学方面的教学科研骨干,为哲学系其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此时,教育系统中恢复和发展人文学科成为高校人文学科发展的主要诉求,在这一形势下,交大社科系开始在原社会科系内进行学科调整,原“自然辩证法”与“STS”研究所合并到哲学,包括黄麟雏,李冰霜,霍有光等教授加盟哲学,哲学学科得到进一步优化与整合。哲学学科内部也开始关注并酝酿筹划社会学的人才引进与课程建设,为而后的人文学科发展涵养了队伍。

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六年的这个时期,哲学系基本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也是一个新老交替的时期,老同志逐渐到了退休年龄,系里补充了一些青年教师,队伍基本稳定。中国社会经过了社会动荡,也经过了考验,社会革命按照其应有的轨道发展和前进,但社会分化与贫富差别开始显现,传统理论与文化价值观开始真正遇到挑战,此时的学术在“不争论”的导向下自我发展,西方学术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成为强势学科,经济学家言必称西方经济学,哲学也是言必现象学,而后哈贝马斯,再以后是后现代主义,学术的轴心仍然是西学为体,中学衰微,马学也面临着发展与创新的时代任务,革命的时代主题开始转换为建设的时代主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主义或全球主义的兴起,国家利益与民族差异的存在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崛起及其引发的冲突与摩擦证明我们必须重新面对马克思主义和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它为我们提供了保护民族,国家,弱势群体的理论根据,提供了某种关于未来的正义,公平,平等的价值目标,这些目标是发展中国家赖以生存的原则和精神核心。对此,哲学研究者还要认真的解读与诠释。我们不能预测确定的未来,但我们可以创造具有确定性的当下。

1996-2004年的十年间,哲学应该说经历了较快发展期。哲学系一些老人开始退休,同时哲学系也引进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如张再林,邬焜,陈学凱,龚建平,还有赵文龙、张顺,马文保,李黎明,杨建科,王伟等青年教师的加盟,使哲学的队伍不断壮大,随着高校调整与合并,哲学整合了原财经与医学有关哲学、心理学的专业老师,如陈九龙,倪晓丽,王有腔等,使哲学系达到了其历史上空前的规模。为适应发展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任务,哲学系更名为哲学与社会学系,并于2002年获得社会学硕士点。在此期间,在学校的发展规划中,调整了学校发展目标和学科布局,将建设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作为学校的建设发展目标。

特别是随着“九八五”“二一一”项目的实施,学校总体学科布局的调整,理、工、文、管大学科关系的再定位,学科对文科发展也予以了重视和支持。特别是郑南宁校长治校的数年间,包括蒋庄德,宋晓平,陈光旭等学校及主管部门领导,他们以长远的学科发展眼光与哲学素养以及超前的教育理念,对交大人文学科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必须记住并感谢郑南宁校长,曾任研究生院院长的张文修,副院长王铁军、老校长徐同模等教授,在他们的支持下,交大哲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除学校的支持外,当年在刘永富院长和学院领导下,哲学系全体教师全力申办并最终在2005年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博士点,成为当时西北地区唯一的哲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此后,哲学学科制定了本科点,一级博士点的申报规划,经过数年的教学,科研积累和学科建设,2009年获批哲学本科专业并开始招收哲学本科生。2011年获得了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资格,2012年申报并获批建立了哲学博士后流动站,自此,哲学系基本建立了较完整的学科发展平台,为哲学在交大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此时的工作任务也由学科申报与布局转向了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

需要说说的是,哲学的发展曾经哲学教研室,哲学系,哲学与社会学系,哲学与心理学系,如今又回归哲学系的老名头,每一次变更都显现了哲学对人文学科的独特贡献。

交大哲学在自身艰难的发展中,还为学校人文学科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在学校的许多人文学科包括公管,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原理所,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中,哲学系分出去的教师大多成为学科的中坚力量和学科骨干。2009年前后,在学院引进美国明尼苏达杰出教授边燕杰为人文学院院长后,哲学一级学科容纳并为社会学“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交叉学科提供了发展的平台,现在的博士点学科“社会发展与治理”已经得到了独立的发展,办的有声有色,而心理学也已经羽翼丰满,生长为人文学院的新的学科门类。自此,交大的哲学大体完成了其在人文学院中的特殊“母体”使命,以暮年的苍桑回归到哲学学科自身的轨道,开始专注于自身的发展与建设。虽然不无遗憾的是,哲学这棵老树奉献了太多,得到的反哺非常有限,以致其营养有些跟不上,需要被关照和休养生息。但它仍然树大根深,枝叶硬朗。多年的积淀使哲学形成了自己的学科力量,并以自己的独立存在和学科影响力在交大人文学科中发挥着其理论创制的母体作用。

回顾交大哲学的发展历史,它从一个单一的服务于学生的政治理论课程,发展为包括八个二级学科在内的完整意义上的哲学学科,虽经历了几度分化与艰难成长,但哲学系全体同仁未辜负自己的使命,他们在理论建构和学科发展中尽了自己的努力,这些致力于“探索智慧”和“爱智慧”的人,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中国的哲学事业。在人文学院的院史中,应该有哲学的一席之地。我们应该记住哲学系的每一个教师都为哲学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们应该记住交大老一辈哲学工作者,记住已经离开我们的刘院长,记住近几十年来在哲学系成长起来并为交大的哲学学科和学校其它文科发展奉献自己青春的教授们,他们以自己的默默耕耘和无私奉献支撑起来哲学学科的梁柱,为民族精神的重构与重建提供了自己的知识与智慧,他们应该被记载在交大人文学科的历史档案中,并铭记于中国改革开放和西安交大发展的历史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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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李建群

现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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