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彭康哲学讲坛”第18期学术报告“清末民初来华考察王阳明遗迹的日本人及其相关记录之研究”于2022年3月26日上午在线上举行。报告由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副院长、浙江工商大学东亚阳明研究院院长、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明老师主讲，我系钟治国副教授主持。此次报告学术氛围浓厚，众多师生热情参与。
讲座伊始，钱明老师从总体上回顾了中日两国的关系史，并由此引入了今天的报告主题。钱老师指出，在近现代中日两国关系史上，始终存在着一种吊诡的关系：日本在对当时中国极度鄙视的同时，又对古代中国无比尊崇。正是怀着这样的纠结心理，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前期的数十年间，一批批日本人来到中国，考察中国古代的文化遗迹。这其中，就有不少带着明治、大正时期阳明学运动的余热而冲着王阳明来的。现有史料表明，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前，曾有日本著名学者冈千仞、内藤湖南、三岛毅的学生、日本阳明学会会员加藤八重磨以及高濑武次郎、诸桥辙次、井出季和太等对浙江、贵州等地作过实地调查，并留下了珍贵的照片、日记及诗文。
在众多来华的日本人中，钱明老师首先把目光聚焦在最早赴黔的三岛毅（1830-1919，日本幕末维新时期著名阳明学家、汉学家）的弟子对修文阳明洞的考察上。该考察具体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关于阳明洞题诗。钱明老师指出，1903年清宫宗亲探访阳明洞时，曾于石壁上刻字留念。事后，他把此次探访的游记寄给其师三岛毅看，三岛毅随感而发，赋诗言志（诗曰：忆惜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后由三岛毅弟子爱甲猪之助、木藤武彦将诗刻成石碑，竖于贵阳阳明祠内，以示景仰。通过研究阳明洞石刻及石碑题诗，钱明老师得出四点结论：
（1）三岛毅是从其弟子清宫宗亲等人那里获知阳明洞之概况的，他本人并没有探访过；
（2）三岛毅根据清宫宗亲等人的记述，赋诗以表敬意。然此诗当时并无诗名，是后人将此诗命名为《题阳明祠》的；
（3）清宫宗亲等人原想将此诗勒石后竖于龙冈山之阳明祠，后因交通不便而改竖于贵阳扶风山阳明祠的阳明遗像旁；
（4）除了一年前探访过阳明洞的四人，参与勒石建碑的又增加了爱甲猪之助、木藤武彦和岩原太三郎三人，一共七人。
·二是关于王阳明铜像。三岛毅撰有《王文成公铜像记》一文：“明治戊申（1908）春，门人清宫民卿（宗亲）自清国贵州赍一铜像归，示曰：‘贵州有刘海帆者，远祖三五在王文成公门。公亡后，门人胥谋，铸公铜像若干，相分以寓追慕之意，三五亦藏其一。子孙羁官贵州，遂土著，传至海帆。弟曾受王学于先生，景慕文成久矣，遂购求，请先生记之。’余熏沐拜观，则高尺许，左手捧书卷，右手垂至膝，眼光注书，威容俨然，神采跃如，不觉起敬者久之。”
据此，钱明老师亦得出三点结论：
（1）此铜像是由清宫宗亲在贵州从刘海帆处购得。
（2）刘海帆远祖刘三五是阳明弟子。阳明殁后，门人铸铜像若干，刘三五得其一，并由其子孙带到贵州。因此，该铜像应是阳明最早的遗像之一。
（3）该铜像高一尺多，是学者型阳明难得的读书形象。可惜的是，三岛毅所记阳明铜像后来下落不明。
其次，钱明老师详细论述了高濑武次郎（1868-1950，日本近代著名汉学家、阳明学家）的考察过程。高濑武次郎是最早来浙考察王阳明遗迹的日本学者。据高濑氏《支那游记》和其《参拜王阳明先生祠堂》的相关记载，1913年4月，他曾登上龙泉山，龙泉山上有王阳明之父王龙山公的祠堂，堂内有王龙山公的塑像，而王阳明先生祠就在王龙山公祠的左方，祠内亦有王阳明的塑像。高濑武次郎曾介绍：从祠前往下走六七阶台阶，有一处悬挂着“阳明先生讲学处”之匾额的学堂，外侧悬挂着书有“龙山书院”四个大字的匾额。此山是王华、王阳明的讲学育英之地，此学堂就是它的真正遗物。关于王华像和王阳明像的比较，钱明老师也指出，海日翁王华像的面容看上去健康饱满，胡须花白；而文成公王阳明像的面容看上去则体弱消瘦，胡须细黑。这是因为王华晚年致仕在家，悠闲自在，故古稀之年仍很健康；而王阳明则东战西征，屡遭迫害，五十岁时便已弱不禁风。更重要的是，徐阶《阳明先生画像记》中的阳明画像是“貌殊不武，然独以武功显，于此见儒者之作用”的学者像，《王氏迁姚三世祖士公元迄王文成公七代遗像》中也是“独衣冠非拜爵后制”的非封爵像，而阳明祠里的阳明像则是身穿兵部尚书制服的官服像，这说明在故乡人的心目中，作为思想者的王阳明与作为武将的王阳明是并行不悖的，两种形象都符合圣化阳明以及余姚地方先贤教育的需要。考察完二王祠和龙山书院后，高濑武次郎还去了位于龙泉山北麓的关帝庙，庙门内有一通大石牌，写着“第一山”三个大字，是王阳明的真迹（目前对此尚有争议）。据说高濑武次郎是为看这块石碑才特地来到余姚的。据高濑氏记载，此碑高八尺许，宽五尺许，字体为行书，笔势道劲高雅，应该是王阳明相当珍重的遗物。随后，高濑武次郎又访问了王阳明出生处——瑞云楼遗迹。此外，钱明老师还着重强调了高濑武次郎对余姚城内几处用来表彰余姚名士的石造牌楼的介绍，比如旌表王阳明的牌楼上写着“会魁”两个大字，其下写着“己未科第二名王守仁”；在龙山公的牌楼上写着“状元”两个大字，其下写着“辛丑科第一名王华”。这些石造牌楼足证当地人对家乡名人的推崇和尊敬。
接着，钱明老师又详细讲述了诸桥辙次（1883-1982，中国古文化研究专家）的考察过程。诸桥辙次是最早考察并记录、拍摄阳明墓的日本学者。据其日记《探访王阳明先生墓所》记载，1921年7月1日，他在参访了慈溪的慈湖书院后即赴余姚考察。回国后，他即把在余姚龙泉山阳明祠拍摄到的“王阳明封新建伯像”（即高濑武次郎在阳明祠内见到的“冠带袍笏立像”），寄赠与东京阳明学会，题曰“余姚龙泉山祠堂安置阳明先生肖像”。钱明老师对此解释道：该像其实早在清宣统元年（1909）浙江兴业银行发行壹圆、伍圆、拾圆通用银元券（实为纸钞）时，即作为正面图像而被采用，而且在诸桥辙次来余姚考察王阳明遗迹后不久（1923年），浙江兴业银行在新版伍圆国币券上又再次采用了此像。该版纸币流通广泛，在全国各大城市均可通兑通汇，版别有上海、湖北、天津、南京等多种地名券。可见，王阳明的这幅封爵像几乎同时在中、日两国流行。由此，钱明老师认为这一历史现象本身便颇有其思想史意蕴，同时也反映了阳明学在当时受到东亚诸国追捧的事实。又过了65年，即1987年冬季，冈田武彦先生再访余姚，经余姚文管部门同意，携此像复制品回福冈印行，从而使该像更广泛地传布于日本各地。
之后，钱明老师又介绍了井初季和太（1880-1938，台湾问题专家，1929年任台湾总督府调查课翻译）于1926年11月赴余姚考察王文成公祠的史实及其抵台后对于日据时期台湾地区王阳明思想传播的重要作用。钱明老师指出，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阳明学早就被传入台湾地区，这从十九世纪初的台湾报刊上所刊登的不少有关阳明学的文章即可窥见一斑。如1900年8月1日至5日在《台湾日日新报》（台北，第3版）上刊载的《儒林遗芳·中江藤树》，以及分别于1908年5月3日、1910年2月27日至3月13日、1917年3月9日在同刊物上登载的三宅雪岭的《王阳明学》（第6版）、高濑武次郎的《阳明学新论序》（第4版）、《章太炎提倡阳明学》（第6版）等文章，都从日本维新志士所倡导的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场出发介绍并宣传了阳明学。这其中，井出季和太来台后对阳明学说及孙中山思想的介绍，也在相当程度上使台湾人加深了对阳明学的认识，并带给台湾人在“知行合一”等于“维新”的固有观点中以不同的思考方向。
钱明老师指出，结合阳明学的研究，井出季和太还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作了详细分析。井出氏认为，关于知行关系，中国自宋代以后以程伊川、王阳明所论最具代表性，可惜从明末至清代，阳明后学流于空疏，遂被考据学所取代。然井出氏又认为，由于王阳明倡导与中国人“伪善”之特性不相符的“忠义”观，故而导致阳明学难以流行于近代中国，直到梁启超救治时弊的言论出来后才略有改进。钱明老师指出，井出季和太评述近代中国阳明学不振的论点是否具有合理性虽有待商榷，但他认为孙中山学说的特异之处在于当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明治维新受到阳明学的极深影响时，孙氏却独树一帜，借由对《孟子·尽心上》“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的解释，提出了自己的“知难行易”说。此外，井出季和太还引述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第五章“知行总论”中对阳明“知行合一”所作的检讨，揭示了孙氏对于阳明学与明治维新二者之关联性的否定立场，而井出和季太对于孙中山有关阳明学与明治维新没有多大关联的说法是持怀疑态度的。在他看来，无论是孙中山或是章太炎，都误解了阳明学的本义。阳明学之所以适用于日本，乃是因为日本当时正处于国气伸畅、朝气隆盛之时。对比积弱不振且暮气沉沉的中国，阳明学对于日本来说，则仿佛是加诸于健康者身上的一帖良药，只是让它更加健壮，但对中国这种若八、九十岁且吸食鸦片的国家来说，其效用就有限了。钱明老师认为从井出氏对王阳明出生地的实地考察，以及他对阳明学是否适用于中日两国所作的对比研究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井出季和太是把阳明学与明治维新是否有关联的讨论最早引入台湾的人，也是较早在台湾介绍和宣传王阳明并为阳明学在中国的遭遇而鸣不平的日本人。
临近讲座结束，钱明老师对日本著名画家桥本关雪是否到余姚考察过阳明遗迹以及渡辺华山是否到过绍兴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澄清。在日本曾流传一幅桥本关雪画的阳明坐姿侧身彩绘像，后来中国学者据此断定桥本曾于1920年夏访问过余姚并摹画此像。钱明老师从阳明坐姿石像照片的流传、桥本关雪《汉诗集》的记载以及当时的交通条件这三个方面论证出：桥本关雪并没有到过余姚，他可能只是临摹了高濑武次郎拍摄的余姚二王祠的阳明坐姿石像；并藉由对渡辺华山自幼学习作画、成年时临摹各种明清画、日本文人画和洋画以维持生计等经历的考证，认为《会稽阳明洞真景》图很可能是渡辺华山根据想象创作的，同样也不能证明他去过绍兴。
最后，钱明老师总结道：“除去一些零星的个别的遗迹参访活动，日本人来华考察王阳明及阳明后学之遗迹遗址较有影响、形成规模并留下日记或考察记录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二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前十年。这两个阶段前后均持续了三十年左右。本次讲座主要涉及第一时期以黔、浙的王阳明遗迹为对象的几次考察活动。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虽有日本参与八国联军的对华侵略等一系列事件发生，但就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的影响而言，这二十余年可谓近代中日关系的关键时期。尽管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并非指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而是指双方基于各自利益、需要而形成的一种并不平等的互动关系，但所呈现的却是中国向近代日本的学习热情与日本对古代中国的爱慕情结相互交错之景象，从而构成了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
在讲座最后的提问环节，听众们踊跃向钱明老师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日本明治维新是否与阳明学有关？何以有所谓‘一生俯首拜阳明’？有学者认为无关，是日本后来建构的，您怎么理解该问题？”“日本的儒学者（如中江藤树、贝原益轩等），大多以朱子学为启蒙思想，而后转向阳明学，当然后期也有各自的转向，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学界有些观点认为近代日本的崛起不是受到西方的影响，而是受阳明学的影响，那么为何中国拥有阳明却遭受日本的侵略，而日本作为中国的学生却能够在近代打败中国呢？有人认为是日本人得阳明思想精髓而中国未得，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等。钱明老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结合史料、史实做出了精彩的回答。近三个小时的讲座内容丰富、由浅入深、环环相扣、引人入胜。钱明老师对于“清末民初来华考察王阳明遗迹的日本人及其相关记录之研究”这一论题的深入研究和阐发不仅使听众受益匪浅，也极大地激发了大家对于日本阳明学相关话题的研究兴趣。
黄逸超、曹金福 供稿
钟治国 审核
